佛教是一个特别讲因果、重伦理、修慈悲、非暴力、求出世解脱的宗教。她传入中国两千多年来，与以重伦理、尚仁义、讲忠孝、谋三立（立德立名立功）的儒家和重修身养性、讲自然和谐的道家为代表的中华文明有机地结合，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与民族心理的形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按理说，中国不仅是一个礼仪文明之邦，也应是一个乐善好施之邦。而现实当中，从近期媒体不断披露的各种造假、侵权、无序、冷漠以及破坏生态和环境等不诚信、不文明的案例来看，中国大陆社会的文明程度与民众的预期存在相当的距离。据总部设在英国的慈善援助基金会公布的“世界捐助指数”排名，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并列第一，中国香港名列第18位，台湾排名第72位，中国大陆排名倒数第7位（第147位）。可见中国大陆的慈善表现亟待改进，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南华寺僧人帮扶贫困户

就佛教的慈善来说，也与其拥有的思想资源和社会资源以及公众的期望存在很大的落差。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佛教的慈善事业是从清末民初开始的，是在对抗庙产兴学之风、重塑佛教良好形象，并借鉴基督教的种种善举而发展起来的，后来更在太虚大师等提倡的人间佛教思想的指导下，才得到较广泛的重视。即便如此，其发展也是一波三折，仍处在慈善领域的社会边缘，且有被简单化、扭曲化的现象。说明佛教慈善思想的弘扬与现实脱节，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存在瓶颈。因此，深入探讨个中的原由，全面认识和弘扬佛教慈善的真谛，对于充分发挥佛教慈善的作用，改进和推动整个社会的慈善事业，都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

一、佛教慈善的思想资源与社会资源

佛教慈善的思想资源，主要体现在如下两大方面：

（一）无我慈悲观

佛教核心的教义是缘起论，《杂阿含经》卷二云：“有因有缘集世间，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灭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说明一切众生乃至山河大地，都是因缘条件的组合，彼此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没有唯一、独立、常恒不变、能主宰的“我”存在。基于这种缘起法则，佛教提出了“无我论”、“同体论”、“平等论”、“自他不二”、“依正不二”（大自然与生命个体不二）、“非暴力”、“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等独具特色的主张。佛教的修行就在于亲证“无我”，从而开发出无上的解脱智慧，并产生普及一切的大慈悲，所谓悲智双运，福慧双修。这类思想在汗牛充栋的佛教大藏经中可说比比皆是。如《观无量寿经》上称“佛心者大慈悲是”；《大度智论》云：“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 ；《法华经》云：“大慈大悲，常无懈怠，恒求善事，利益一切”；大乘佛教提倡“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庄严国土、得乐有情”的菩萨精神，具有“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四种摄受众生的法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所介绍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形像已深入人心；佛经中广泛称赞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并介绍有专修四无量心的禅定方法。等等。佛教这种特有的理论，成为佛教慈善公益思想的哲学基础，从中可见，佛教慈善理念具有内涵深邃、覆盖面广、超越时空、亘古常新的特点，对于人们的精神升华，塑造无私奉献的精神品格，具有特殊的作用。

（二）修善功德观

佛教提倡“持五戒”（戒杀生，戒偷盗，戒邪淫，戒妄语，戒饮酒）、“修十善”（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言、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不贪、不瞋、不痴）、“报四恩”（三宝恩、父母恩、国家恩、众生恩）、“种福田”（《梵网经菩萨戒本疏》卷五列举有八种福田：1、旷路义井；2、建造桥梁；3、平治险隘；4、孝养父母；5、恭敬佛法僧三宝；6、给事病人；7、救济贫穷；8、设无遮普度大会），当这些规定、要求与虔诚的信仰和因果报应的理论以及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相结合时，就形成了积极入世、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修善功德观，从而为佛教徒乃至普通民众自觉投身于慈善公益事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价值支撑和行动指南。

佛教慈善的社会资源，主要体现在如下两大方面：

（一）佛教创建二千五百多年来，已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传入中国就长达两千多年，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最大的宗教，其影响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使佛教慈善公益思想和事业更容易为各界人士理解、认同和支持，从而成为佛教慈善可以充分利用的社会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