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0年9月，陈星桥撰文回顾了自己早年揭露批判“”的经历，介绍了自己对“”等邪教问题所作的思考。现摘编如下：

　　作为一个较早参与反“”的佛教界人士，回顾、总结一下自己的经历和感受，还是很有必要、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希望能对反邪教人士有所启发和帮助。

　　一、我对“”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揭露与批判

　　“”是一个主要打着佛教旗号招摇撞骗的邪教。我作为一个佛教徒和气功爱好者，早在1994年就接触了。当年的8月，李洪志第一次到哈尔滨市，在市冰球馆共作了十场传功报告。那时我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应朋友邀请，我去听了前后两场，当时的场景令我非常震惊：李洪志在报告中很少讲如何修炼气功，反倒总是指责其它气功门派如何如何不好，佛教寺院中的神以及和尚如何如何不管用了，而把自奉为最高佛法，报告粗俗，缺乏逻辑，讲到许多佛教名词术语时出现了不少常识性错误，但现场的4000多听众却听得如痴如醉，不断地欢呼，令人感叹当时老百姓的轻信、无知和李洪志的魔力。李洪志作最后一场报告时，我中途在冰球馆正门外，碰巧看到了停放在那里的一具男性尸体，大约50多岁。一位女性想进入会场找李洪志理论。她说自己是死者的女儿，她父亲专门从外地赶来听课，因听从李洪志说的有病不需要看，练就能好，结果一病不起，我们先前找到李洪志，他也不管。不久，我就看见李洪志一行匆匆从侧门逃离。我想，刚推出不久就发生这种事，恐怕以后会麻烦不断。当时我将这件事情还向政府主管宗教的部门哈尔滨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写信作了报告，提醒有关领导予以警惕。

　　1996年，我发现辅导站越来越多，有不少佛教徒也卷入其中，他们把原来供奉的佛像和佛教典籍送还到寺院里来，有的信徒还阻碍民众到寺庙里进行祈祷。甚至我的一些朋友也练起了，还劝我加入。这引起了我的高度重视，促使我把一系列的宣传品拿来作认真的研究，不久就撰写了一篇约两万字的系统揭露的文章，通过分析论证，得出了以下结论：实际上是一种打着气功旗号反气功、打着佛法旗号反佛法、打着科学旗号反科学的伪气功、伪佛法、伪科学，是一种具有新型民间宗教特点的附佛外道，对佛教来说是一种邪教，呼吁政府予以关注和取缔。这篇文章寄到北京，引起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的高度重视，他一个月里围绕这篇文章作了六次批示，指出是一种邪教，“光是取缔还不够，还须以理摧伏其谬论，才能有效”。

　　在赵朴初先生的支持下，该文先在中国佛教协会内部刊物《研究动态》1997年第2期上发表，随后在中国佛教协会的会刊《法音》杂志1998年第3、4期上连载，引起了佛教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刊物予以转载；1998年元月，我还参加了由中国佛教协会召开的讨论问题的座谈会。与会的佛教界人士和专家们一致认为，是一个依附佛教的歪门邪道。我将会议纪要整理出来，在《研究动态》1998年第2期上发表。同年6月，我将有关正面介绍佛教“气功”和揭露、批判的文章汇编成《佛教“气功”与》一书，交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吴立民所长为该书作序。这是被取缔前唯一一本公开出版的揭露批判的书籍。

　　当时在全国上下的发展正如火如荼呢！《佛教“气功”与》一书的出版，引起了邪教组织的恐慌，它们立即组织信徒向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副主席赵朴初，以及国家宗教事务局先后写了六百多封告状信；有一头目甚至扬言出资一百万要把该书的版权买断，以便销毁。2000年，我的一位同学鉴于的宣传品充斥于美国纽约街头，便会同纽约的佛恩寺通过我邮寄去了五千册《佛教“气功”与》，并将它与送来的宣传品一样放在寺院展示，这引起了信徒的不满，他们找到寺院住持要求强行撤下我的书籍，遭到了寺院住持的严词拒绝。有一次，我的这位同学在纽约乘地铁，一位信徒向他散发李洪志的书，他也客气地回赠《佛教“气功”与》，不曾想那位信徒暴跳如雷，说：我“师父”说了，这本书的作者遭报应，已在北京暴病身亡了！

　　这一切从一个侧面说明，我的研究与工作，恰恰揭穿了李洪志的谎言，反映了邪教危害社会的真相，起到了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引起李洪志及其组织恐慌的作用。也因如此，中国反邪教协会成立时，我被推选为常务理事；2001年2月26日，我还被授予中央七部委联合颁发的全国同邪教组织斗争先进个人的荣誉称号。

　　二、我对“”问题进行了多角度、深层次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