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音菩萨，在中国民间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提起观音，在我们的眼前立刻浮现出的是一位头戴宝冠，身披璎珞，锦衣绣裙，秋波流慧，玉容含情，左手托净瓶，右手拿柳枝，足踏莲台，法像端庄，亭亭玉立的女性形象。千百年来，这一形象似乎已经固化在了我们的头脑里。“女大十八变，变作观音面”，在不少人看来，观音就是一位美丽、善良、慈悲的女性，同时她又能在人们需要的时候及时地给以关爱和救助，殊不知观音最初从印度传到中土时是男性形象。

印度佛教的观音呈男性，是在印度传统佛教轻视女性，甚至认为女性得道只有在转为男身之后才能实现的观念背景下产生的。古印度是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存在着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等四大种性。女性的地位和首陀罗一样，处于社会的最低层，是最低贱的一类公民。她们只是男性的附庸，没有任何的社会权利。《摩奴法典》说：“诱使男子堕落是妇女的天性，……因为在人世间，妇女不但可以使愚者，而且也可以使贤者悖离正道，使之成为爱情和肉欲的俘虏。”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之初的佛教徒都是男性，他们出家，割断和家庭、社会的一切联系，过禁欲行乞生活，严禁女性入教；并将妇女与禽兽、魔鬼相提并论，认为三者都是佛徒修行学道的大敌和破坏者。原始佛教在创建、巩固、宣扬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同时，吸收婆罗门教的观音信仰创造了自己的菩萨，名叫“马头观音”或“马头明王”。此时的观音，无论从形象上看，还是从功法与职司上看，都保留着“双马童神”的诸多特点，其形象依然是小马驹。公元前后，随着大乘佛教体系的进一步完善，“马头观音”开始改作男人身。同时，佛门弟子还对这位男相观音的身世作了许多新的解释，把他说成是阿弥陀佛的长子，与其二弟大势至菩萨辅助其父，弘化佛法，成为阿弥陀佛的左右肋侍，父子三人合称西方三圣。

藏传佛教中，观音也多呈男相。观音是藏区佛像供养中最为广泛的一个神，“莲花手”是其中最为典型的观音身形之一。传说藏族人的起源来自观音化现的猕猴与度母化现的罗刹女的结合，所以，为了调化边地雪域妖魔出入的西藏的横野众生，莲花手——观音化现为一面四臂相：二主臂当心合掌结王者印，后右手持念珠，后左手持白莲花，莲花开放耳旁，左肩披仁兽皮，身体洁白如雪，以诸宝为饰，头顶中心变现阿弥陀佛为顶严。“莲花手” 作为藏族的第一位男性祖先以及主要保护神受到极度崇拜。

原本是男身的观音菩萨传入中土后就渐渐转变为女身，并固定在人们的观念中，其中的原因众多，本人以为主要有以下几种：

观音信仰的普遍流行。早期流行的救苦观音是与《妙法莲华经》、《华严经》及其它与观音有关的佛经传入中土并被译为汉文密切相关的。《法华经》据传六出三存，三存的译本是：西晋竺法护《正法华经》十卷二十七品，太康七年（286）出；后秦鸠摩罗什《妙法莲华经》七卷二十八品，弘始八年（406）出；隋阇那崛多和达摩笈多《添品妙法莲华经》七卷二十七品，仁寿元年（601）出。鸠摩罗什译出《妙法莲华经》后，观音信仰随着这部经在社会上的流行而逐渐为人所熟知。汉末至魏晋是中国历史上战乱频繁、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利益冲突都十分尖锐的时期，社会各阶层人士都有一种朝不保夕的恐惧感，特别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人民，受着天灾与人祸的双重压迫，极力寻求一种超自然的神力的庇护，以摆脱现实苦难的纠缠。《法华经》的译出，正好满足社会各阶层这种心理需求，比起远在西方极乐世界、遥不可及的佛，观音菩萨能够出莲座，历下界，主张“随类化度”，具有“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的愿职。观音信仰便应运而生，加之经中宣扬口诵观音名号，既能应验，救苦救难，这无疑又增加了它的吸引力。《法华经》译出后，僧人们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如梁法云作《法华义记》八卷，隋智顗作《法华玄义》二十卷，唐湛然补充《法华玄义》作《释签》二十卷，使得《法华经》在社会上的影响不断扩大。因此，观音信仰在广大中国民众中迅速流传、普及开来。“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形象的概括了观音信仰在社会上的普遍流行。

传统文化中的女神信仰的影响，即民众对女性尤其是对母性的崇拜。其根源是母系氏族社会观念的一种积淀，那时妇女不仅在生育上有优势，而且在政治经济活动中处于领先地位，氏族部落的女酋长、女首领深受成员的拥戴，被奉为英雄加以崇拜。早期神话中的女神形象不胜枚举，最著名的当数女蜗，她无所不能，具有超时空的创造能力。这种对女性的原始信仰深深地印在民族早期的记忆中，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民族的心理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