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徒应该有国家观念吗？民族危亡之际，佛教徒该怎么做？

佛教是崇恩主义的宗教，父母、众生、国家、三宝，称为四恩，孝养父母、广度众生、爱护国家、恭敬三宝，不是为了求取什么，完全是为了报恩的动机。所以对于一个正信的佛教徒，无需怀疑他的国家意识，爱国是一个佛教徒最基本的准则之一。

佛陀释迦世尊成道之后，经常在外游化，很少回到自己的故国迦毗罗卫，但当他晚年时代，舍卫国的青年国君琉璃大王，为了报复迦毗罗卫国在他少年时代给他的侮辱，便发动大军，誓言消灭迦毗罗卫的释迦种族。这被佛陀知道了，便一个人在琉璃王的军队必定经过的道中，坐于一棵枯树之下，任由烈日曝晒。琉璃王见了便问佛陀，何以不坐在有叶的树荫之下？佛的回答是很感人的：“亲族之荫故胜外人。”（增一阿含卷二六等见品之二）

就这样，琉璃王进军了三次，三次都见到佛陀坐在枯树之下，所以也撤退了三次。到第四次，佛陀知道这是释迦族的共业，也是无法挽救的定业，虽然同情与惋惜，也是爱莫能助，琉璃王第四次进军时，佛陀才放弃了挽救故国厄运的努力。

在中国佛教史上，比如玄奘大师出国之后，曾为中国的文化在印度留下了辉煌的成果，虽在印度受到了崇高的敬仰，但仍念念不忘返回祖国的怀抱；法显大师在锡兰时，有人供养他一面中国的白绢扇子，他在异地见到了祖国的东西，竟然激动得“泪下满目”，这种热爱祖国的情怀，实在也是佛教精神的流露。

唐朝天宝年间，安禄山造反，因为国库的财政贫乏，就有神会大师出来，帮助郭子仪，大事筹募，以“香火钱”所得，接济当时的军需，终于平定了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

明朝的开国之君朱洪武，推翻了蒙古人的统治，建立了汉人的政权，这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民族英雄。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明太祖不仅是正信的佛教徒，而且在他少年时代出过家。

近代有一位宗仰法师，是中山先生的知友，他对国民革命，也曾付出了许多的贡献。

及至抗战时期，中国佛教更是彰显了爱国爱教、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与自己的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伟大情怀：

抗战爆发后，当时的佛教领袖太虚大师四处奔走，呼吁全国佛教四众弟子行动起来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当时的滇缅公路是抗战物资的运输生命线，日寇为了切断这条生命线，派特务在缅甸、印度等东南亚国家造谣说中国正在灭佛，企图引发宗教分歧从而切断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援，太虚大师率领中国佛教访问团去往东南亚国家访问，向国际社会说明真相因此粉碎了日寇阴谋；中国佛教会圆瑛大师在全国多地组织僧侣救护队支援前线战场，并组建多个收容、避难所救护民众；1937年南京大屠杀事件中，南京栖霞山寂然法师及全体僧众冒着被日寇屠杀殆尽的危险，将两万余名难民掩护在寺院长达数月，从而免遭日寇屠杀，但寺内多名僧人却惨遭日寇杀害（影片《栖霞寺1937》）；一代佛门高僧印光大师在上海启建七日护国息灾法会，法会期间呼吁全体佛教徒积极抗日救国，日寇闻讯后，惮于印光大师在中国僧俗社会的巨大影响力，派人携日本最新出版的全本《大正藏》（相当于中国《乾隆大藏经》）前往拜会印光大师，企图游说大师停止抗战呼吁，被印光大师当面严词拒绝，日寇恼羞成怒企图拔枪恫吓，印光大师毫无畏惧凛然以对，日寇无奈告退；在佛教众多高僧广泛的呼吁下，国内佛教界积极投入抗日救亡，五台山僧侣甚至脱下僧装直接参战（近年有电视剧拍摄相关题材虽有加工演义但确有其事）；四川什邡罗汉寺、华严寺等派往滇缅战场的53名僧人，在与敌人殊死相搏的战场上英勇牺牲，将热血与身命永远留在异国他乡，书写了中国佛教徒最可歌可泣的爱国篇章。（有关抗战时期中国佛教的英勇事迹，请阅读本文后附的相关链接。）

当然，若从佛教的理想社会而言，佛教决不是偏狭的爱国主义者，而是彻底的无政府主义或世界大同主义，乃至是无限的宇宙大同胞主义，因为他爱全人类乃至爱一切的众生。可是，民族主义乃是达到宇宙大同胞主义的基础，若要达成这一目的，必先要从热爱他自己的国家民族做起，否则便无从生根。